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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3章（第1页）

福尔发现，20世纪50年代初处于法国统治下的越南北部，以及20世纪60年代初处于美国统治下的越南南部这两个时期，共产党在全国的大部分地方，也就是在它们正在推翻的政权的鼻子底下征税。不管是法国的还是美国的占领势力，那种在装甲护卫下开过村庄的现象欺骗了它们。这并不表明行政上的控制，行政上的控制可能掌握在反抗者手里。福尔认为，对军事硬件的强调是个大错，因为这贬低了行政管理要素。

越南的共产党能够革命胜利源于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他们能够和民众紧密地打成一片，这是法国人和美国人从未做到的。确实，在两次越战中，反共派和外国白人联手，这注定了其努力的失败。法国或美国都没有现成的一揽子政治计划来兜售给当地，甚至西贡的统治者在其国民中也缺乏合法性。吴庭艳和后来的西贡政府是由越南中部和北部的城市天主教徒控制的，他们不喜欢越南南部农村的大部分佛教徒。西贡的官员居住在城市，他们讨厌被派往各省和农民一起工作，而这恰恰是共产党的长处。

可以肯定的是，恐怖在革命性的政治战争中发挥着作用。越共谋杀了很多西贡的官员和政府任命的村庄领导人。但村民对这些恐怖事件的恐惧并不一样，因为谋杀的对象是有选择的，其目标是那些无论怎样都属于局外人的人。对于许多农民来说，越共的做法就是对那些同外国勾结者的法外惩罚。当美国人使整个村庄都消失时，那才叫恐怖。他们用炸弹进行轰炸，那可是没有任何的选择性。

反叛者正耐心地建构网络以取代现有政权，而占领者或政府则焦急地试图诉诸武力来获得合法性。对平民的杀害使更多的人同情游击队并加入其中。政府对武力的过分依赖，销蚀了它领导这个国家的脆弱的道义主张。一些批评家怀疑，美国民众及其领导人是否知道自己在越南要反对什么。美国在打一场军事战争而其对手在打一场政治战争，并且最后政治比军事更为重要。一位在调查仍在冒烟的村庄废墟的美国官员说：&ldo;遗憾的是，为了保护这个村庄我们不得不摧毁它。&rdo;

革命的几个阶段

在其1938年出版的一本经典著作《革命的剖析》（theanatoyofrevotion）中，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克兰&iddot;布林顿（1898‐1968）提出一种理论，认为所有的革命都要经过相似的阶段，就像一个人的身体要经过一场疾病的几个阶段一样。在17世纪40年代的英国革命、1776年的美国革命、1789年的法国革命以及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布林顿发现了下述一些大致的共同点：

旧政权的腐朽政府瘫痪，税收增加。人民不再相信政府，事实上，政府也不相信自己。知识分子将他们对现政权的忠诚转向一种建设性的理想化体系。所有这些都发生在经济通常处于上升态势的情形下，但这种态势却激起了不满和嫉妒。

革命的初始阶段委员会、网络组织、基层组织或阴谋集团形成，它们要为推翻旧政权而献身。人民拒绝缴税。政治僵局形成，并且由于隔阂太深而无法解决。政府调出军队，但却产生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因为军队开小差，民众因此更加愤怒。最初取得权力很容易，因为旧政权已将自己置于无用的境地。民众因此欢呼雀跃。

起初，温和派接管政权那些反对旧政权但仍与之有联系的人，凭借背景或所受的训练掌控着支配权。他们开始进行温和的、中间道路的改革，这对革命分子中的极端主义者而言是不够的，极端主义者指责温和派胆小懦弱而同旧政权的力量妥协。温和派是&ldo;好人&rdo;，它们不够凶狠以致无法压制这些激进分子，而激进分子在平行政府中是同温和派站在一边的。

极端主义者接管政权比温和派更残忍、组织得更好并确切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极端主义者取代了温和派，将革命推向疯狂的顶点。每一样旧东西都被摧毁。人们被要求成为&ldo;好人&rdo;，并遵守极端主义者试图建立的新的、理想的社会标准。&ldo;坏人&rdo;在恐怖的统治下要受到惩罚。即使是革命同志，如果被认为要脱离正确的路线也要受到枪决：&ldo;革命吞噬了它的孩子。&rdo;整个社会看起来好像疯了一样，布林顿将其比喻为&ldo;生病时的高烧状态&rdo;。

&ldo;热月&rdo;结束恐怖统治最终社会再也经受不住革命。民众，即使是极端主义者，也对革命感到了厌倦并渴望安顿下来，使经济重新运行，然后享受一些个人的安全与快乐。这时，&ldo;热月&rdo;开始了‐‐这是以法国大革命之后的那个月命名的，在那个月里，极端主义者罗伯斯庇尔被送上了断头台‐‐布林顿将其描述为&ldo;高烧之后的渐愈&rdo;。通常会有一个独裁者，结束类似于旧政权的专制统治，然后接管政权以恢复大多数人希望的秩序。

比较研究◇伊朗的革命周期

伊朗革命同布林顿描述的模式极为相似。伊朗的经济迅速发展，特别是在1973‐1974年石油价格上涨了4倍以后，但其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一些人迅速变富，这激起了嫉妒。腐败和通货膨胀蔓延。许多受过教育的伊朗人开始反对国王（沙阿）的独裁，学生们尤其憎恶沙阿对自由的压制。

同谋者的组织网络形成了，他们聚集在流亡海外的阿亚图拉霍梅尼的画像周围，以清真寺作为他们集会的场所。1978年，开始有大规模的暴动，动用军队镇压暴乱只会激怒更多的伊朗人。军队开始放弃。国王一直憎恶民主和大众的政治参与，他依靠其恐怖的萨瓦克（savak）秘密警察来镇压，但即使是他们也不能再遏制革命。1979年1月，国王离开，霍梅尼回到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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