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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章（第1页）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像所有的新典范一样，在“开启新的治学门径”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待解决的新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又进入常态研究了。不过，如果我们暂时离开典范理论，则胡适所开风气也不是全无“流弊”，有的新问题其实也就在其开启的治学门径之中。胡适在1932年与人讨论历史研究时说：“凡先存一个门户成见去看历史的人，都不肯实事求是，都要寻求事实来证明他的成见。”但他和其他新文化人在整理国故时，恰不够虚心（这里是用其本义），有先入之见。胡适还没动手整理国故，已先认定“古代的学术思想向来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故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这个结论，即使是正确的，也应在整理之后得出，而不应是作为预设。胡适自己考据的一大缺点，就在进化论观念太强。如在留学时批驳《说文》，每以“初民不能作此种哲学语也”“初民不能有此种思想也”论证之。但胡又何以知初民能有何种思想观念呢？这只是需要证明的“大胆假设”，尚不能作为论证的依据。[44]

后来胡适驳太炎的诸子出于王官论，也爱说“岂清庙小官所能产生”，“非司徒之官所能梦见”等，虽偶有说对的，然实多是待证的先入之见。所以柳诒徵说胡适的史论，“诬古而武断”，又“强词夺理”，[45]也不是没有道理。不过，胡适既然是以“但开风气不为师”自我标榜的，当然也不能在每一点上都毫无漏洞。柳氏所说的“诬古而武断”，在胡适那里或正是出新意而大刀阔斧而已。1922年初，胡适做完《章实斋年谱》，自叹为此“费了半年的闲空功夫”，感到“作学史真不容易！若我对于人人都要用这样一番工夫，我的《哲学史》真没有付印的日子了！我现在只希望开山辟地，大刀阔斧的砍去，让后来的能者来做细致的工夫”。[46]是知胡适着意所在，主要还是开辟的一面。

无论如何，如果说胡适在北大的讲课已树立起他的学术地位，1919年《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出版则使他在上层文化方面的影响很快从北大传布到全国。1920年梁启超综论清末的考证学说：“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不过一年，已被认为是在考证学的“正统”之内了。清儒之正统也就是汉学，这里当然又有误解；且梁氏自己在当时是否够正统或够资格评定正统，恐怕也要打个问号，但这究竟是一个重要的承认。胡适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已相对稳固了。

有意思的是，胡适自己是同时看重他“截断众流”和“平等的眼光”两点贡献，而北大学生当初差点闹事则只看重其“截断众流”一点。这或者因为北大是太炎派古文经学的大本营，太炎自己颇长于诸子学，故对他们来说“平等的眼光”是比较自然的发展。但“截断众流”则只有今文家或能接受，古文家及不熟悉今文学派著作的，都可能要认为是“绞杀”中国思想。不过，对胡适个人来说，他以前对今文学派的著作似乎也不很熟悉。他的“截断众流”，以《诗经》为有据可依的古史的依归，还真是他在美国读书时所得，是以自我创造为主的。而且，胡适后来自己也一再强调杜威思想对他从《尝试集》到《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全面影响。那么，杜威思想到底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胡适呢？

三思想与方法

胡适在晚年做《口述自传》时自我总结说：“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作。从基本上说，我这一点实在得益于杜威的影响。”[47]1936年，胡适在为他的留学日记出版所写的“自序”中说，在1915年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类似的话胡适在其中英文著作中曾反复说过多次，是不容不信的。但不少人觉得胡适此言总不那么能尽信。常见的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胡适根本不懂杜威，所以也就不可能是杜威的信徒。另一种认为杜威对胡适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但胡适治学的凭借主要还是中国的传统方法考据学。

胡适自己举出具体的例子来说明杜威影响的不很多，首先他就未能说服为他做《自传》记录的唐德刚先生。他的留学日记中极少提到杜威，更少提到杜威的哲学。据他自己说，这一方面是因为札记不适于记有系统的哲学思想，并号称另有详细的哲学笔记；另一个原因则是他的札记被文学革命这个“最热闹的题目”占去了，“所以就没有余力记载”他受杜威先生的“绝大影响”。前者也是说得通的，后者大概更真实。胡适在哥大时平均每日要发三封信，有的还相当长，记日记的笔墨也不少，恐怕认真读杜威的时候都不多，遑论记。但胡适特别声明，他的文学革命的主张“也是实验主义的一种表现”，并指出《尝试集》的题名“就是一个证据”。此事的需要特别说明及最后这一点“证据”的提供，恰表明连在他自己的下意识层面上，杜威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也是不十分确定的。

唐德刚先生认为，胡适治学“大体上也是以‘整理国故’为主的。离开古籍，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胡适之就缴械了”！唐先生并多次指出，胡适治学受中国学术传统的影响甚于其受西学的影响。因为胡适“对我国传统的治学精神的承继，可说深入骨髓；西学对他的影响，有时反而是很表面的”。[48]那么，在治学所受的影响上，究竟是胡适的自我认知对呢，还是他的“好后学”唐先生更对呢？换言之，别人知胡适竟可能超过他自己吗？回答这个问题，只有用胡适自己的“小心求证”的方法去考察胡适的治学方法及其与杜威思想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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